阅读背景

        从这本书里，希望能了解一些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了解一些中国特色的经济底层运转逻辑，了解一些社会运转的主要驱动力。
        最初一些入门的知识是从吴晓波老师那里得来的，而后发现那里商业化的氛围越来越浓，而且只跟一个信息渠道已经不足以进一步看透本质了。
        后来陆续找到了“中国经济系列“，在一次分享中朋友推荐，收获到了这本书。开篇概述就和我的阅读目的一致，觉得可以深读。
        再次感谢朋友的推荐。

阅读感想

        多阅读能够增加对信息的辨识能力，这块应该有很多原因可以支撑，这里只写一个新的感悟，读的书多了会见识到不同作者分析一件事儿的思路和方法，为了容易理解我们暂时排除文笔造诣的不同导致的陈述不明等情况，假设作者能够准确表达清楚其所想，那么不同作者可能证明一个观点的思路和方法则会有高低强弱之分，这里面影响因素很多，例如知识背景、思考能力等等。
        如果见识多了水平高的的作者的思路和方法，就容易辨别出哪些是差的，或者说是可以质疑、自行调研验证的。例如有些作者会列举数据，有些则不会；有些列举的数据明显比较片面，有些则考虑较多；有些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只列了正向的数据，但负面的数据完全不提，这样就有失客观。可能性之多，不一一列举。

        多读书、读好书，增强对知识的辨识能力，进一步识别出好书去读，这样的正循环虽不是一朝一夕能拿到明显收益的，但日积月累读者自己一定能感受到不同。

        复盘和整理这本书的时候，刚好在看人世间，80年～93年在搞财政包干的方式，地方超出指标多赚的都是自己的，所以地方想尽一切办法搞经济，但是包干方式截止分税制改革之前，数据显示中央财政更穷了，财政整体也更穷了，在电视剧里也渗透了相关的剧情。

        例如常务副市长周秉义亲自拉投资，多方原因里有两个重点：

1. 1. 搞经济建设、增加就业岗位是重点工作，副市长要带领所有部门一起搞，所以为了拉到1kw，周秉义连续干了10杯白酒，结果把自己喝倒了，投资还是没进来；
   2. 省里市里钱少，搞经济盘活厂子需要拉投资，吸引投资只能靠政策，一分钱拿不出。怎么办？逼出来了城投公司这个路子，政府开公司有公家背景用来贷款，实际运营交给外包去干更加专业，所以地方自己没钱、上头钱不够分不到这里，就自己想办法去银行弄钱。

        说到城投公司，出了事用政府背景担保来贷款，其实还有一层背景，实业投资在项目的各个阶段要协调的资源差异很大，离了政府很难最终落地。例如光子片拆迁，先在别的村儿搞基建，初期拿钱就得靠政府背书，光子片的人是否愿意去一个更远更偏的地方生活？这还得政府使出连环招一步一步引导和教育，如果有人闹事儿还要公安出马维护治安，还要市、区领导出面安抚，再加上媒体做舆论引导，最终还要把配套资源，例如：医疗、学校、治安、消防等公共资源落地，这些哪里是一个民营企业能搞得定的事儿。

        把这部剧放到对应的历史段落里面去看，配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国家财政、体制情况，其实能看到的不只是周秉义是个好官，他所代表的政府掌管着土地、金融两大体系，实业投资中很难不下场参与其中，而参与之后则很难再分割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也很难分清了，通过周秉义想要渗透给观众品味的内容其实很多，值得品味。

        读懂了国家政策很多场景都是牵一发动全身，分税改革之后地方经济压力增大，但事儿还是要办，钱从哪里来。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还能一手靠预算皇粮吃饭、一手吃土地财政办事儿，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地方，只靠皇粮是真苦。中央靠转移支付等手段分钱给地方，省、市、县、乡一层一层下来，到基层是财政上精精光光。怎么办，增加各种收费名目，实在不行了拖欠政府工程款，各种措施下来暴露了“三农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反过来看怎么解决三农问题，中央出钱解决一部分公共服务开支，激励地方精简机构编制，取消交了千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等等一系列政策。就拿农业税来说，取消了农业税，财政收入就少了，要找地方补，中国加入WTO快速增加了工商业税收，农业部产值占GDP从15%降到10%的背景下，全国税收总收入还是增加了3.6倍。这边工商业来钱了，才能补贴那面农业办事儿。

        所以回过去把一些场景串起来看，就理解了牵一发动全身的难，这段感想用一张图收尾最合适了。

        不知道怎么，看书总是和人世间关联在一起想到了很多场景。再来说一段，我国的腐败有两个特点：1.腐败和经济高速增长长期并存，主流观念中的腐败危害经济有些过度简化了客观情况；2.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断在变化，21世纪以来，多是土地开发相关的腐败；20世纪90年代，多是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流失相关；20世纪80年代，则多是价格双规制度下的官倒和投机倒把有关。

        说到投机倒把，肯定会想起大长脸骆士斌和帅气的水哥，他俩能给郑娟钱是因为冒险在做投机倒把的生意，直到最后被抓挂着投机倒把的牌子进去吃国家饭了。其实这事儿郑娟和琨儿也干过，公安局小龚叔叔大过年的跑来老屋，拎了一兜子货想倒卖点钱，这在当时也是投机倒把，小龚叔叔缺钱但自己不敢冒险，郑娟也不想让琨冒险自己偷偷跑去黑市倒卖。娟儿也没有经验，不知道那时候价格双规制的背景下，这些烟酒都是限量奢侈品，差点原价卖出去，大家看剧的时候一定觉得还好遇到一个好心阿姨，给多买了几十块钱。实际上这些抢手货翻1～2倍的价格脱手都很容易，娟儿还是吃了亏的。

        这一波操作里，小龚叔叔身居官职属于官倒，娟儿顶着严打的风险去黑市卖货属于投机倒把，这在当时是客观存在的场景，有太多人都从这儿拿到的第一桶金，俗话说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是反应当时情况的笑谈。说句题外话，这一波起点其实透漏出了小龚叔叔后来的黑化，也为后来帮助郑娟埋了一点伏笔。

        在读到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章节，顺便梳理的私募基金的一些概念和常识，整理了一个导图，放在这里作为了解的参考。

        政府在竞争机制的设定上主要分两种：1. 分管同一领域一半有多个部委，部委条线之间的竞争称之为条条竞争；2. 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称之为块块竞争。 其中，地区之间的竞争是通过把官员的绩效和福利和地区经济增长挂钩的方式实现的，俗称“官场+市场”。

        这种“官场+市场”的体制在各个地区之间的运行效果差距很大，主要有三种区别：1. 市场会淘汰企业，但没办法淘汰地方政府；2. 市场竞争一半是正和博弈，官场晋升是零和博弈，本质上有冲突，例如：为了确保业绩而滋生地方经济保护主义；3. 市场和公司的竞争一半是长期的，而官员任期是有限的，也是一个冲突点。

        其中第三点在“人世间”中也有体现，土地开发商在最终和周秉义的合作中，反复确认了一件事儿，周秉义的任期很快就到了，他离任之后开发商后续的建设依然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如果缺少了周秉义的协调，很多绕不开政府部门的事儿就会举步维艰，为了能促成合作，周秉义答应了开发商，及时他不在这了也会继续管这件事儿，而且说到做到（这块其实没看懂，为什么离任之后还能管这个地区的事儿）。

        第七章的扩展阅读里推荐了一步纪录片《美国工厂》，说是美国工厂，实际上是著名企业家曹德旺在美国俄亥俄州投资建设的一个分厂，按照曹主席的说法那怎么是美国工厂，那是“我的工厂”。这个纪录片主要讲了三件事儿：1. 在培养美国工人的时候，遇到的中美文化的冲突；2. 贯穿始末的抵抗工会入驻的过程；3. 企业的如何通过提高效率、质量来扭亏为盈；

        看纪录片的感想其实可以单独写一篇观后感了，这里不做详细展开，仅仅针对第三点稍微写两句感想。影片中有采访过中国工人的工作情况，简单概括为以下几点：1. 一年中很少休假，很少回家看娃、看父母；2. 差不多每天工作12个小时；3. 工作效率很高，几乎没有什么停顿，更别说茶歇；4. 纪律严明任劳任怨；

        中国入驻WTO之后，制造业进入了超速发展阶段，美国制造业为寻求更低成本、更高效率也辅助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这部影片里中国工人和美国工人的对比，只是从一个早会的过程就完全体现出来了，中国工人像军事化管理一样，整齐服装、排队报数、喊口号，看的老外目瞪口呆（虽然我也觉得有点形式主义，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做评论），相比美国工人的早会，各种服装、排列松散、没什么人响应班长说话，对比差异太过鲜明。

        再算上中国的加班制度，勤劳的程度等等，你怎么卷的过？企业以低成本高收益为目标，怎么可能不外迁？如果以此来说美国制造业就业率下降，中国是罪人之首，可能是找错对象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美国制造业就业率下降在片尾也有另一个解释，就是曹主席视察工厂的时候，有人不断的介绍，说一系列的岗位都会逐渐被机械手臂替代，效率高、质量稳定、成本低等优点就决定了更加智能的制造业就是会不断缩减就业，这点从大盘看，美国制造业产出量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制造业就业率在不断下降，也是明显的科技进步的一个信号。

摘录内容

        按照历史学家葛剑雄的统计，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到1911年清朝结束，我国“统一”（即基本恢复前朝疆域且保持中原地区相对太平）的时间不过950年，占这一历史阶段的45%，而分裂时间则占55%，可见维持大一统国家并不容易。

        2001年，为治理土地开发中的腐败和混乱，国务院提出“大力推行招标拍卖”。2002年，国土部明确四类经营用地（商业、旅游、娱乐、房地产）采用“招拍挂”制度。于是各地政府开始大量征收农民土地然后有偿转让，土地财政开始膨胀。土地出让收入从2001年开始激增，2003年就已经达到了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55%。

        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强调“建立健全容错机制，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错误，同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这些措施如何落到实处，还有待观察。

        本章讨论的所有话题，包括拆迁、招商引资、地方债务、户籍与城市化等，都能在周浩导演的杰出纪录片《大同》（又名《中国市长》）中看到。该片记录了大同市原市长耿彦波重建这座城市的故事。2013年，耿彦波调离大同，至今已过去七年有余，如今网络上针对当年那场造城运动以及耿彦波本人的评论褒贬不一，对照影片中记录的各种当年的故事和冲突，引人深思。

        2005—2006年，国内彩电巨头TCL、创维、康佳、长虹等计划联手解决“卡脖子”问题，于是拉来了京东方，在深圳启动了“聚龙计划”，想借助财力雄厚的深圳市政府的投资，在当地建设6代线。但信息流出后，日本夏普开始游说深圳市政府，提出甩开技术落后的京东方，帮深圳建设一条投资280亿元的7.5代线。由于夏普的技术和经验远胜京东方，深圳市政府于是在2007年与夏普签署合作协议，京东方出局，“聚龙计划”流产。但仅一个多月之后，夏普就终止了与深圳的合作。当时上海的上广电（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也计划和京东方在昆山合作建设一条6代线，但夏普再次上门搅局，提出与上广电合作，将京东方踢出局。随后不久，夏普再次找借口退出了与上广电的合作。

        私募基金对投资人资格、募资和退出方式等都有特殊规定，不像公募基金的份额那样可以每天买卖。图4-1描绘了私募基金的基本运作方式。出钱的人叫“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以下简称LP），管钱和投资的人叫“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以下简称GP）。LP把钱交给GP投资和运作，同时付给GP两种费用：一种是基本管理费。一般是投资总额的2%，无论亏赚，每年都要交。另一种是绩效提成，行话叫“carry”。若投资赚了钱，GP要先偿还LP的本金和事先约定的基本收益（一般为8%），若还有多余利润，GP可从中提成，一般为20%。

        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化忽视了城市化的真正核心：人。地价要靠房价拉动，但房价要由老百姓买单，按揭要靠买房者的收入来还。所以土地的资本化，实质是个人收入的资本化。支撑房价和地价的，是人的收入。忽略了人，忽略了城市化本该服务于人，本该为人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更高的收入，城市化就入了歧途。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这项调查，城镇居民2019年的负债中有76%是房贷。而从资产端看，城镇居民的主要财产也就是房子。房产占了家庭资产的近七成，其中六成是住房，一成是商铺。而在美国居民的财富中，72%是金融资产，房产占比不到28%。(15)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房子，美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金融资产。这个重大差别可以帮助理解两国的一些基本政策，比如中国对房市的重视以及美国对股市的重视。

        我国房价和居民债务的上涨虽然也会引发很多问题，但不太可能突发美国式的房贷和金融危机。首先，我国住房按揭首付比例一般高达30%，而不像美国在金融危机前可以为零，所以银行风险小。除非房价暴跌幅度超过首付比例，否则居民不会违约按揭，损失掉自己的首付。2018年末，我国个人住房贷款的不良率仅为0.3%。(21)其次，住房按揭形成的信贷资产，没有被层层嵌套金融衍生品，在金融体系中来回翻滚，规模和风险被放大几十倍。2019年末，我国住房按揭资产证券（RMBS）总量占按揭贷款的总量约3%，而美国这个比率为63%，这还不算基于这种证券的各种衍生产品。(22)再次，由于资本账户管制，外国资金很少参与我国的住房市场。综上所述，像美国那样由房价下跌引发大量按揭违约，并触发衍生品连锁雪崩，再通过金融市场扩散至全球的危机，在我国不太可能会出现。

        户籍制度改革近两年开始加速。2019年，发改委提出：“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

        我国的城市化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之前，乡镇企业崛起，农民离土不离乡，城市化速度不快。第二阶段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大潮形成。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土地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人的城市化速度，土地撬动的资金支撑了大规模城市建设，但并没有为大多数城市新移民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一系列改革的陆续推行，城市化的重心开始逐步从“土地”向“人”转移。

        国民党政府就曾经搞过赤字化，彻底搞垮了货币经济。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大手花钱打内战。仅1948年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就已经是1945年全年赤字的780倍。央行新发行的货币（“法币”）几乎全部用来为政府垫款，仅1948年上半年新发行的纸币数量就是1945年全年新增发行量的194倍。物价完全失控。1948年8月的物价是1946年初的558万倍。很多老百姓放弃使用法币，宁可以物易物或使用黄金。1948年8月，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用金圆券替换法币，但政府信用早已尽失。仅8个月后，以金圆券计价的物价就又上涨了112倍。据季羡林先生回忆，当时清华大学教授们领了工资以后要立刻跑步去买米，“跑快跑慢价格不一样！”

        我国第一大税种是增值税，2019年占全国税入的40%；第二大是公司所得税，占24%。相比之下，个人所得税只占不到7%。与个人所得税相比，增值税的征收难度要小很多。

        经济学的主要作用仍是发现和提出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和产生。学术的这一“提问”作用不应被夸大，也不应被贬低。世事复杂，逻辑和理论之外的不可控因素太多，所以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权衡、取舍、调整、改进。但发现和提出好的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且“提问”本身，往往已蕴含了对解决思路的探索。切中要害的问题，必然基于对现实情况的深刻理解。因此，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践者，“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是不会过时的精神。